海南省立法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农民可用土地经营权作价入社

　　据《法制日报》记者吴晓锋，实习生杨艳2011年12月20日报道。《海南经济特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将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和登记、成员和组织结构、财务管理、指导服务、扶持措施、法律责任等作了具体规定。根据条例,海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享受多项优惠政策。

　　条例规定,农民可以用其家庭承包的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以合作方式加入或者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加入或者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清算时,作价入股的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应当退还承包人。根据条例,农民有加入或者退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权利。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社的成员退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予以退还。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该条款旨在促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同时,防止农民因此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造成社会不稳定。

　　据了解,自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海南省发展迅速,成为海南省建设热带现代农业基地的重要载体。截至2011年11月,海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到5368家,比2010年增加1515家。

　　条例明确规定了海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范围和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种植业、养殖业、捕捞业生产；农产品销售、加工、贮藏和运输；农业机械作业及维修服务；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农业休闲观光和乡村民俗旅游；沼气等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农业生产供水服务等在内的十余种农业生产的经营服务活动都可申请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资金不足是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瓶颈。据了解,近年来海南省政府和各市县人民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扶持力度,省、市(县)政府有关部门两年多来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达到1亿元以上。从2011年起,海南省财政建立专项扶持资金,每年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

　　条例对政府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保险扶持力度作了详细规定。一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手构建支农信贷平台,并依照本省有关规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小额信贷实行贴息；二是鼓励金融机构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工作,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贷款规模,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三是政府出资或者扶持设立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应当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提供担保服务。鼓励其他融资性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服务；四是鼓励和支持保险机构开发农业生产经营保险产品,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保险服务。

　　另外,为统一和规范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工作,条例还特别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渔业、林业、旅游等有关行政部门编制本级人民政府优先扶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录,并向社会公示。政府优先扶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录实施动态管理的同时,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防止权力滥用。

　　根植于街头巷尾的调解组织　上海静安区用创新织就大调解网络

　　据《法制日报》记者刘建，实习生潘王平2011年12月20日报道。有事就找柏阿姨”,“柏阿姨,阿拉上海人都晓得”,“伊调解矛盾蛮有一套的”……说到柏万青“柏阿姨”,上海市民无人不晓。“柏阿姨”的调解形象能够深入人心,离不开她背后的调解团队——“柏万青老娘舅工作室”,更凝聚着司法局、社区、街道、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

　　上海市静安区信访矛盾化解率连续两年位居全市前列,法院受理案件数也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调解工作。”静安区司法局局长王安说,静安的大调解模式,如同一个社会矛盾过滤器,大量的矛盾得以发现、消融、化解在基层。

　　◆首创商务楼宇人民调委会

　　静安区的静安寺商务区形成了以“楼宇经济”为特色的商务区域,吸引了包括世界500强在内的诸多优秀企业入驻,写字楼里集中了20多万名公司白领和1万多名外籍办公人士。商务楼宇内产生的纠纷也日趋增多,不同文化层次和语言环境下产生的矛盾纠纷类型各不相同,传统调解模式已不能适应。

　　2007年,上海市静安区在全国范围内首创“商务楼调解”,一个以商务楼宇为载体的新型人民调解组织在静安寺街道的紫安、聚安两座大厦隆重揭牌——被称为人民调解的“双子座”。调委会委员5至7人,全部通过聘任产生,由德高望重者、专业律师以及专职调解员担任,在租赁纠纷、物业纠纷、商户住户纠纷、劳资纠纷、买卖纠纷等方面大显身手。

　　人民调解从原先的平面社区走向了立体社区,目前,人民调解委员会已全部覆盖了静安区的100幢重点商务楼宇。

　　◆“洋娘舅”双语调解显身手

　　去年世博会期间,家住静安国际丽都城的宫本先生兴冲冲地跑到社区居委会领取世博大礼包,但却因拿不出结婚证明而被工作人员拒绝。

　　“我不是一个人居住,我有老婆,我为什么不能领?!”宫本急了,用日语与工作人员争辩起来。“我们国家没有结婚证,我们结婚,妻子就换成丈夫的姓。”出于谨慎,国际丽都居委工作人员并没有立即作出回应,而是请出了日本的“洋娘舅”——67岁的金松发。

　　金松发先用日语与宫本沟通,又用中文向工作人员介绍,日本居民的确没有结婚证书,妻子换成丈夫的姓算是夫妻的证明,宫本并没有说谎。后来,金松发和居委会工作人员亲自上门,将世博大礼包送到了宫本的手上。

　　2008年,静安区组织社区志愿者建立起了第一支“双语”调解员队伍。如今,“洋娘舅”队伍已从最初的23人发展至百余人,在解决涉外纠纷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舒心室”维护老年人权益

　　静安区曹家渡街道万航居委辖区的妇代会在街道里开设了一个妇女之家“舒心室”——它是妇女姐妹们倾述感情和烦恼的地方,也是群众通报社区中发生的侵权等各类情况的地方。

　　家住万航居委辖区的李阿姨反映,隔壁邻居朱老太太昨晚把家里的煤气打开,还多次意欲跳楼。妇代会了解到,朱老太太的子女们争抢房产,对母亲不管不问,朱老太太在长期的独居生活中已患上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妇代会通过咨询社区维权律师,对4个子女进行了细致的调解工作。住院期间,老人子女无力承担医药费,妇代会主动为老人联系慈善基金,并由街道出面与院方联系要求减免部分医疗费、护理费。

　　“妇女维权工作要更细一点,措施要更实一点,介入要更快一点,联动要更多一点。”妇代会的一位负责人这样表示。在为妇女维权的实践中,妇代会利用自身优势,协助政府和有关部门化解多起复杂的妇女家庭纠纷、空巢老人赡养纠纷,成为矛盾化解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编辑点评：2004年6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2009年底，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所强调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价值在于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管理方法的改进。静安区织就的大调解网络，即是通过行政调解将社会矛盾在第一时间化解于基层，整合了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实现了多方参与、良性互动下的社会治理。

　　（责任编辑：史莉莉）